不管“禁限摩”政策能不能就此撕開一道口子,它都應該讓管理者對“一刀切”的社會管理偏好和政策邊界,有更多警醒。
全國人大代表、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在2020年全國兩會建議,試點開放“禁限摩”,科學對待城市摩托車行駛,拉動摩托車產業轉型升級。這讓爭議了35年的“禁限摩”再次進入大眾視野。
據《財經》報道,1985年北京率先實行“禁限摩”。隨后,“禁限令”向各地開始蔓延。到目前為止,全國共有超200多個城市加入“禁限摩”陣營,“禁限摩”已經覆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的中大型城市。
1985年的北京市公安局摩托車限行通告,拉開全國禁限行的序幕。圖據《財經》
幾十年來的推行過程,可以說是爭議一路隨行。近幾年,呼吁放開“禁限摩”以擴大消費的聲音愈發高漲。尤其是今年,受全球疫情影響,占據中國摩托銷量重要份額的海外市場也嚴重萎縮,導致摩托車生產企業對國內市場的依賴進一步上升。
其實拋開對于企業端的影響,“一刀切”的“禁限摩”措施在法律層面本就存在諸多爭議。這方面不少法律學者、經濟學者都有過嚴肅討論。因此,僅從“禁限摩”政策的合規性角度,它也應該被重新審視。
另外,由于遭遇使用上的限制,中國摩托車行業的發展,多年來一直承受著來自政策和市場的雙重壓力。一方面,“禁限摩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國摩托車市場的正常需求;另一方面,摩托車需求市場碰壁后,取而代之的是電動車行業的興起,一般認為后者成本、技術都更低,出現了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傾向。
這不僅影響到摩托車行業的規模天花板,也限制了企業在工藝和技術上升級的動力。因此,不管“禁限摩”出于何種初衷,其對摩托車制造業的負面影響,都是客觀存在的。
5月27日,中央文明辦不再將“占道經營”列入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。一位摩友轉發了這篇新聞并評論稱,“同樣是民生項目,摩托車擺脫一禁了之還有多遠呢?”
適度放開“禁限摩”,在當前語境下,不僅有助于解摩托車企業的“燃眉之急”,也能夠對穩就業、促消費產生更強的托底力量。這可能也是有人將之與“臨時占道經營”被放開的做法,予以相提并論的原因所在。而它們在本質上,都涉及到社會管理尺度與正常市場活力的關系。因此,不管“禁限摩”政策能不能就此撕開一道口子,它都應該讓管理者對“一刀切”的社會管理偏好和政策邊界,有更多警醒。
當然,一刀切“禁限摩”持續了多年,要放開很難一蹴而就。畢竟,任何政策執行,都容易產生慣性,并塑造新的社會行為范式。若不對摩托車的交通參與規則予以相應升級,并在交通基礎設施設計上為摩托車分配更多路權,從“禁”到“放”可能帶來的“副作用”也必須正視。
另外,需要提醒的是,呼吁適度放開“禁限摩”措施,告別一刀切的“管制”模式,與放開后到底能對中國摩托制造行業產生多大的激勵作用,其實是兩回事??陀^說,當前全球汽摩產業產銷都在連續下滑,僅靠放開使用限制,對整個產業的瓶頸可能很難有根本性的逆轉。
尤其是摩托車市場,不僅已有相當一部分需求被電動車滿足,消費結構也在發生明顯改變,摩托車正從傳統用作生產生活工具的通路車,轉變成短途出行的踏板車、時尚拉風的大排量機車,也就是說,消費者對“品質”、“個性”的要求更高了。而在中高端市場,國內摩企恰恰存在感很低。
因此,從法律和市場角度重新審視一刀切“禁限摩”的正當性,在當下的確很有必要。但是,適度放開“禁限摩”容易,中國摩托車制造業能不能借此實現逆勢升級,真正迎來“第二春”,可能依然得打個問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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